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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等私有化的移动模糊了工作和休闲的边界

碎片时间已经成为我们当下最为熟悉的概念。当我们在排队等待或者通勤时,拿出手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如同电视改变了人们对客厅的看法一样,移动设备也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闲暇时间。对此,一些人认为,这种“私有化的移动”犹如一道屏障,把公共生活拒之于外;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移动设备会凸显并激励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既有行为和应对策略,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或者自在、熟悉的感觉。

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伊桑·图西认为,这些闲暇时间创造了一种碎片时间经济,商家可以通过创造产品、应用程序、平台、订阅服务、微支付和互动的机会,利用大众的注意力来盈利。随着商家将我们的闲暇时间商品化,移动设备成为促销、品宣和分销的重要工具,消费者也将移动设备作为浏览公共和私人空间的一种手段。移动设备在利用我们的碎片时间为商家创收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控制感和连接感。这些设备不仅改变了我们使用和规划时间的方式,还改变了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空间关系的看法。

在《闲暇变现:如何抢占海量碎片时间》一书中,伊桑·图西通过探索碎片时间经济的四个主要场景:工作场所、通勤途中、等候室内和“互联”的客厅,阐明了娱乐产业和数字赋能公众之间的关系。

他阐述了这些具体的场景:在工作场所,碎片时间经济为努力工作的格子间上班族提供了“传媒零食”,这些职场人希望通过最喜欢的跨媒体制作,了解即将到来的比赛、更新的剧集或上映的电影。在通勤路上,订阅服务帮助移动用户制造了一个“传媒泡沫”,让人们能在上下班途中短暂地放松。在等候室,休闲类游戏尝试利用人们的烦躁,他们会不时查看自己的移动设备,希望从中获得价值,借此记录自己在休息时间取得的成就。在客厅,第二屏应用程序和推特 Amplify 尝试预测电视观众的需求,把移动设备当作看电视时不可或缺的良伴。

以下内容节选自《闲暇变现:如何抢占海量碎片时间》,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丨[美]伊桑·图西

摘编丨安也

手机等私有化的移动模糊了工作和休闲的边界  第1张

《闲暇变现:如何抢占海量碎片时间》,[美]伊桑·图西(Ethan Tussey) 著,闫丛丛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4月版

移动技术是如何一步步延伸到社交和文化活动中的?

喜剧演员路易斯·C.K.(Louis C.K.)经常毫不留情地讽刺移动手机及其用户,在表达个人对移动技术的担忧时,他指出,这一技术会让人不断分心,看不到生活的真相:“正因为有手机,人们才会边开车边发短信。我环顾四周,发现所有人在开车时都会发短信。这无异于谋杀,每一个这样做的人都在拿车里乘客的性命开玩笑。但是人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甘愿这样自我毁灭,因为他们连一秒的孤独都不能忍受,孤独的感觉太难受了。”

路易斯的反讽反映出他对传媒技术的担忧,这是学者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的话题。传媒和传播技术改变了人与外界的关系,模糊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边界。在评估电视技术的可供性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了“移动的私有化”这一概念,形容电视让人们足不出户却可以对外界了如指掌。在分析移动电视时,琳恩·斯皮格尔把威廉斯的这个词颠倒了一下,变成了“私有化的移动”,用该词来描述移动设备让人们能够在公共场合感受到像在家一般自在。人们每一次使用移动设备获取其在移动媒介上的私藏,或在公共场合进行私人对话时,都是在享受这种私有化的移动。移动设备的批评者视之为一层隔离罩,让里面的人与外界隔绝。

移动设备常常犹如一道屏障,把公共生活拒之于外,因此人们总认为移动技术不利于培养同理心,不利于大众团结。文化理论家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认为移动设备导致愈演愈烈的个人主义,人们可以用设备来改变其在公共场合的个人体验。迈克尔·布尔认为,移动设备可以制造一个“有声泡沫”,让市民同胞之间彼此隔离。大量围绕移动设备的研究都把关注点放在移动设备对社交的影响上。兹兹·帕帕查理斯(Zizi Papacharissi)在其著作中写道,移动设备提供了一方私密的小天地,让人在公共空间中依旧能感到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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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社交网络》(2010)剧照。

对帕帕查理斯来说,在公共场所使用移动设备是一种政治行为,人们通过“维系现有的关系,并建立新的关系”,从而维护了其个人自主性。斯科特·坎贝尔(Scott Campbell)的研究证实了帕帕查理斯的某些论断,他发现移动设备通过进一步巩固本就牢固的关系,抵制脆弱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关系网私有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这些设备让我们与所爱之人更容易保持联系,同时也帮助我们与身边的人或事撇清干系。

移动设备会凸显并激励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既有行为和应对策略。如果我们要聚焦碎片时间经济,应将移动设备置于合适的空间场合和历史背景下。其实,人们早就开始使用传媒技术来填充碎片时间了,现代移动设备不过是这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只有理解了这一历史,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碎片时间经济和其背后的逻辑:支持移动设备的使用,认可努力利用移动用户的习惯创收。学者们在探究移动设备的技术可供性以及设备为何受欢迎时,往往忽视了背景因素。

比如,坎贝尔主张,移动设备,尤其是智能手机,其可供性提供了“额外一重灵活性,在传播信息、通信和内容的同时,又不影响用户继续从事其常规或非常规的事务与活动”。坎贝尔对技术的评估很准确——移动设备确实满足了随时与外界保持沟通的需求——但这一技术可供性并不决定用途,也不曾反映为什么人们会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移动设备。坎贝尔的“关系网私有主义”说明我们使用自己的移动设备是为了寻求自在、熟悉的感觉,但碎片时间经济的历史表明,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借助媒介实现这一诉求。如能从特定场域的媒介这一历史背景出发考虑移动设备,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认识到移动技术是如何一步步延伸到社交和文化活动中的。

人们会在社交场合使用移动传媒来改善周围环境

个人移动设备的流行让我们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新事物。但是,相比休闲和娱乐消遣,我们在“消磨时间”、多任务并举或碎片时间中所从事的活动经常被看作小事一桩,不值一提。文化批评家和学界认为电影、电视以及视频游戏均是值得分析的艺术形式,而拖延、浪费碎片时间则是效率专家主攻的方向,是需要克服的坏习惯。

尽管蒙受这样的污名,但整个历史进程中的移动传媒使用情况揭示出了,不同的技术如何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巧妙地穿插娱乐、远距离通信以及艺术等。碎片时间经济的历史表明,移动技术一直用于提高生产效率、娱乐消遣和社交等,以适应特定的社交和空间关系。

同时营销公司和传媒公司瞄准了碎片时间经济,试图利用种种移动习惯盈利。碎片时间经济的历史是一部人们在公共场合不断使用移动技术来宣告个人支配权的历史,而传媒公司支持这种渴望,特别优待那些经常把碎片时间花在移动传媒上的人。

传媒传播学者杰勒德·戈金(Gerard Goggin)指出,媒体对于手机使用的报道让人们重新开始担忧公共和私人空间界限的崩塌。拉里莎·约尔特(Larissa Hjorth)和英格丽德·理查森(Ingrid Richardson)指出,原来家庭内的、私人的和个性化的东西通过手机—— 一个亲密的“指尖上的家”——成了相当流动的、微媒化的东西,同时将“身临其境”的体验转变为了“如临其境”。手机在很多方面扩展了斯皮格尔提出的“私有化的移动”的理念,提供了一种只需待在手机所创造的私人移动空间中,就能轻松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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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窃听风云2》剧照

移动传媒的历史解释了一种由来已久的情况,人们会在社交场合使用移动传媒来改善周围环境,彰显自我。移动设备提供了获取娱乐、信息和进行交流的渠道,可以改变公共领域的物理和社交属性。文化理论家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认为,随着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崩塌,人们开始想办法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采取应对措施。碎片时间经济下的公司和机构为日常生活中使用移动设备规定了有倾向性的行为和社交秩序,传媒公司的生财之道和移动用户的创意之举轮番登场,围绕控制权和意义寻求展开拉锯战,两者共同定义了现代生活。

社交媒体平台也是碎片时间经济的一部分

移动设备给消费者带来了种种便利,使之能随时进行社交,对物理空间拥有了更多掌控权,与此同时,传媒公司利用这些移动设备从碎片时间中盈利。娱乐公司努力用自己的内容和服务让消费者忘掉无聊乏味。有业界衡量指标,比如“参与度”和“收视率”来评估哪些产品和服务最能让消费者投入时间和精力。广播行业(电视和收音机)为各种公司瞄准移动受众做了示范,因为它们率先践行了“时段”(比如,清晨、白天、黄金时段、深夜)策略,每天不同时段的体裁、审美和形式都在迎合相应的受众需求。

受根据时段安排节目的启发,尼克·布朗(Nick Browne)这样的学者开始分析节目安排表,认为这一点证明了电视行业所用的方法就是,构建一个理想的观众群,用围绕日常的意识形态之争来吸引观众。比如说,肥皂剧题材就是专为下午安排的,制片人瞄准的就是在家的妈妈们,所讲述的故事可以穿插在家务之外的碎片时间中。布朗认为分时段的节目安排表把电视变成了一种文化体制,因为通过节目单可以看出,广播电视网能够反映和强化“工作日、工作周的社交媒体秩序”,并能“在工作和休闲两个世界中找到平衡”。这些节目安排的策略把电视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段的设计都是为了深化工作和休闲之间的鸿沟,碎片时间经济围绕我们的碎片时间打造了移动版的时段。

碎片时间经济的内容和规划通过把那些在等待、拖延和消磨时间的人塑造成行为主体,同样也调和了效率和娱乐之间的紧张态势。传媒公司创作内容、应用和服务,所基于的观点就是我们会转向手机来填充碎片时间。电视和电影发行商,电缆服务提供商以及流媒体平台通过在移动应用上传播、重新包装或拓展其故事世界,推动了碎片时间经济。

社交媒体平台也是碎片时间经济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提供“群组文娱”(communitainment),这是斯图尔特·坎宁(Stuart Cunningham) 和戴维·克雷格(David Craig)所创的术语,指娱乐行业基于用户的创意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交流来创造媒体内容,努力参与数字社群的活动。移动设备生产商和视频游戏开发商通过开发供特定场合使用的移动功能,推动碎片时间经济发展。尽管公司经常发布的某一项移动策略,其实只是努力把这种休闲经济应用于移动设备,但努力为特定场合的移动设备使用定制内容和服务,对碎片时间经济也同样适用。本书详细介绍了传媒公司如何调整其移动策略,关注特定的场合和受众。正如电视学者会分析时段以了解其潜在的意识形态,碎片时间经济反映了行业对移动受众的看法。

那些推动了移动时段的公司同时也推动了对碎片时间经济背景下的理想受众的定义。从移动设备的设计功能、内容和服务中可以看出其追捧的目标受众。碎片时间经济青睐的受众与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对电视收视率的研究中描述的“商品受众”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这篇论文中,米汉分析了电视收视率的历史沿革,解释了宏观经济架构如何影响节目安排的决策和对受众的认识。宏观经济分析表明,电视行业的“评估形式是基于经济目标选定的,而非依照社会科学的原则”。

跟收视率一样,传媒行业努力想要理解移动受众,也是源于其渴望利用碎片时间实现经济创收。比如,伊丽莎白·埃文斯(Elizabeth Evans)指出,那些移动视频游戏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免费增值的商业模式,利用的正是游戏玩家的烦躁。免费增值的游戏面向所有人,谁都可以免费玩儿(有些是带广告的),但对那些有可支配收入的玩家来说,他们享有直接跳过游戏内规定的等待时间的特权。

理解碎片时间经济背后的宏观经济现实十分重要,因为移动设备已经成了互联网的主要渠道。碎片时间经济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商业转型不谋而合。传媒学者乔纳森·齐特(Jonathan Zittrain)认为,随着传媒行业建立数字商业模型,互联网初期特有的“繁殖”精神正逐步消失。在《连线》(Wired)2010 年8 月刊中,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和作家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提出,万维网终于迈入商业发展阶段了。他们解释说,随着移动计算的兴起,“利用网络进行传播,而非仅仅借浏览器来展示的半封闭平台”掌握了特权,简化了网络导航,创造了方便的传递系统。这种更方便、更有商业发展前景的互联网的兴起,让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某些常态趋于标准化,赋予了碎片时间经济特权。

2007年,iPhone(苹果手机)的发布是碎片时间经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引入的移动设备可以执行多项任务,能够为忙碌的消费者分忧。在iPhone 发布前夕,苹果公司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将iPhone 标榜为“重新定义用户可以用手机做什么”的设备,结合了三种产品:“一部手机,一台宽屏iPod(苹果数字多媒体播放器),以及互联网。”苹果一开始的营销计划主攻iPhone可以完成的多种任务,但从2007 年起的第二波广告则开始重点关注来自iPhone 用户的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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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社交网络》(2010)剧照。

尤其跟碎片时间经济相关的是一则专题广告,主人公名叫埃利奥特,广告讲述了他的故事,一次埃利奥特去参加晚宴,努力想要记住老板未婚妻的名字。在这则广告中,埃利奥特说,在等老板来的空当中,他用自己的iPhone上网搜索老板未婚妻的名字。另外几则广告,分别把镜头对准了企业家、凑在一起打赌的人、脸书用户,以及一个遇上天气延误的飞行员等,他们纷纷把手机作为在日常生活中从容打发碎片时间的工具。

智能手机和联网移动设备模糊了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

智能手机的功能也影响了互联网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两者纷纷开始优化自己的网站,方便移动端使用。自智能手机开始盛行,脸书一直是移动客户青睐的终端,它从2006年起就开发了一个移动平台,也是在同一年,在平台开始研发没多久,脸书就引入了自己的新闻流,重新设计了网站的功能,新闻流相当于一个个性化的“新闻聚合器,可以在用户的社交网络上发布具体的活动,突出与人相关的信息、用户参与的活动,以及用户选择分享的其他信息”。新闻流曾被称为“社交网络史上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对碎片时间经济而言,这一评价十分精准,因为它成了移动设备专为社交而添加的标准设计。

在新闻流之前,脸书用户需要主动搜索朋友们更新的状态,而重新设计之后,所有更新的状态都会自动刷新内容流。这样就从两个层面上推动了碎片时间经济。第一,有效改变了社交网站的商业模式,从网页浏览变为广告赞助的社交互动。第二,简化了脸书的导航,从而使平台成为可靠的移动应用,可以利用白天的碎片时间与朋友保持联络。广告商现在可以瞄准这些碎片时间,清楚在哪种场合自己投放的广告比较吸引人。尽管重新设计一开始引发了众怒,但它并未影响用户对脸书的热情,毕竟它一直都是用户最多的移动应用之一。此外,界面设计和广告商业模式也成为定义和获得移动受众的标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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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窃听风云2》剧照。

在互联网平台优化其网站以方便移动端使用的同时,电影公司、电视网以及品牌经理开始把智能手机看作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新屏幕。比如,2007 年,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创造了一个特别的子公司——华纳兄弟家庭娱乐,负责数字传播。华纳兄弟家庭娱乐的任务包括封装式记录媒体光盘和蓝光光盘、电子销售影片服务点播和下载文件,以及设计数字平台和工具(游戏和社交媒体推广)以支持其媒体资源。2011年,这一子公司收购了社交电影网站Flixster,后者拥有电影评论网站烂番茄(Rotten Tomatoes)。

华纳兄弟的数字团队利用Flixster 的品牌和影评数据库,设计了一个移动应用。用户可以通过此应用获取其平台上收集内容的电子副本,包括电影评论、影片在网飞上的排名,以及为移动消费者提供电影票和电影信息的各种搜索工具。在查克·特赖恩(Chuck Tryon)看来,这一应用在尝试为消费者提供“平台移动性”(platform mobility),换言之,让消费者可以从任何设备上获取各媒介所收集的内容。无论是通过Flixster 这款应用,还是华纳兄弟在脸书、75iTunes(苹果播放应用程序)或是比特流(BitTorrent)上的尝试,公司与数字受众之间一直培养的关系类似一种承诺,即受众将能在路上看电影和看电视。重视通过移动端获取内容,源于努力想把家庭娱乐的策略用到移动受众身上。

尽管在数字传播方面的投入经常忽略具体的使用场合,传媒公司还是制作了很多平行文本和短视频,比如宣传视频剪辑、品牌定制客户端、表情包键盘以及GIF生成器等,都能助推碎片时间经济的发展。无论其初衷如何,人们确实会在其碎片时间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

碎片时间经济在智能手机和联网移动设备盛行的时代迎来荣发展,是因为这些技术模糊了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特赖恩的“平台移动性”的理念和琳恩·斯皮格尔与马克斯·道森(MaxDawson)的“灵活休闲”(flexible leisure)道出了行业在努力将移动传媒定位成可以随便吃的自助餐,消费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尽情享用。但与之相对的是,碎片时间经济详细地体现了娱乐业如何努力吸引移动受众在不同的场合借“零食化”的内容和社交媒体对话来填充自己的碎片时间。接着这一比喻往下说,碎片时间经济的产品和服务就犹如快餐食品行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斯皮格尔和道森认为,这种全新的全年24小时无休的后工业时代信息经济“后天心律不齐”,将促使电视网放弃习以为常的时段,和基于8小时工作日的受众战略定位。尽管工作日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消费者注意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娱乐公司还是希望定义移动观众所处的场合,虽然斯皮格尔和道森把“灵活休闲”看作点播内容背后的商业逻辑,但仔细研究媒体行业的努力方向则可以看出,分时段安排节目这种做法并未就此消亡,碎片时间经济背景下到处都是特意设计的内容和服务,对准工作场所的、等候室的、在通勤途中的,以及在“互联”的客厅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群相应的“传媒零食”习惯。点播服务让消费者有了一定的支配权,他们可以决定在何时如何利用内容,但是传媒公司还是可以决定选择的内容和其可及性。因此,移动设备归根结底还是由碎片时间经济背后的思维方式定义的。

作者丨[美]伊桑·图西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进

导语校对丨陈荻雁

来源:新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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